第二百一十二章 小刘：我要演！ (第1/2页)
11月中旬，《异域》剧组的拍摄如期继续。
由于之前发生的换角、博伟撕毁协议的小波折，路宽和哈维、汤姆克鲁斯沟通之后，以更甚于从前的营销炒作方案来给电影增加热度。
除了好莱坞新手路老板外，哈维、汤姆克鲁斯和莱昂纳多均纷纷邀请从业以来交好的明星大咖们探班助阵，片场热闹非凡。
蜘蛛侠托比马奎尔，后世和周杰仑一起参演《惊天魔盗团2》的影帝伍迪哈里森，小李子荧幕情侣凯特温斯莱特。
哈维请来的一帮以昆汀为首的导演圈朋友。
汤姆克鲁斯这种好莱坞权势排行榜榜上有名的演员，请来的大咖就更多了。
尼古拉斯凯奇，约翰尼德普，威尔史密斯，马特达蒙，安吉丽娜朱莉，还有他的前妻妮可基德曼。
这些人本来就是为了人情来助助阵。
但站在场边聊天观察时，总是能惊奇地发现，这个只在欧洲两大上证明过自己的中国导演，的确有点东西。
今天应哈维邀请到访的斯皮尔伯格，感觉尤甚。
他在观察路宽指导下的这一组绕转切换的镜头语言。
所谓绕转切换，就是在一个动态十足的场景中突然加入一个镜头切换，非常具有冲击力。
例如现在刘伊妃和莱昂纳多在争执，两人嘴上吵吵着在房间走来走去。
刘伊妃离镜头稍近一些，她突然向远处的特拉沃尔塔走去，然后摄像机一个空切，从背后摆到左边。
设计得非常精巧。
“好，这条过了，下一条准备！小刘，记住你的走位。”
“是，导演！”
最近的拍摄异常顺利，给了她很大的信心，刘伊妃脆生生地应了一声。
路宽走到场内给主角团的三人讲戏。
“下面是一个突然转身的镜头，你们一起走，争执越来越激烈，这时候，突然莱昂纳多转身面对特拉沃尔塔。”
“紧接着小刘你要找准机位和镜头，站在他们两人中间，直面镜头。”
刘伊妃思考道：“这种不是库布里克凝视，只是我作为一个观察者给观众展示他们的争论？”
“没错。”
路宽看他们差不多都理解了，吩咐开机。
“来试一条。”
斯皮尔伯格站在一旁颔首。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突然跑到另一个人的前面，再突然转身，是比较突兀的。
看起来。。。很煞笔。
像极了影视作品里的无脑桥段。
但是在电影中，观众看起来却是相当真实的，因为视角特征和第四堵墙的存在。
作为久负盛名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知道这段戏的难度，主要在于摄影机和演员之间的配合。
拍摄的时候，摄影机必须要先比演员速度稍慢，这样才能慢慢减速停滞，而不是骤停，破坏画面的流畅程度。
而演员呢？
“咔！”
“Leo，你要先离摄影机有些距离，渐渐赶上它，在摄影机停下来的同时，找到自己最终的站位。”
“这不容易，多试几次吧？”
莱昂纳多经验丰富，在脑海中预演了一遍，秒懂。
“OK导演，再来一条。”
嗯，演员就应该这样指导，这才是一个标准的“突然转身”的镜头设计。
这个路宽的确很有经验，一点也不像才拍了两部电影的菜鸟。
“咔！过了，Leo的表现完美！”
片场掌声、口哨声响起，小李子耍宝给众人行了一个绅士摘帽礼，现场气氛轻松活跃。
上午的戏份拍完，路宽正准备和看了有一会儿的斯皮尔伯格打招呼，就看见吴尔善带着一位华裔女士从摄影棚外走进来。
“纯如姐，你来啦？”
路宽和斯皮尔伯格示意了一下，先迎上前去和张纯如握手。
从年初在柏林相遇，定下拍摄灾难片的约定，已经大半年过去了。
这段时间路宽一边在拍片之余完善剧本，一边托张纯如在霉国帮自己准备更多资料，总之都为这部意义重大的电影做足了准备。
只是两人都有些“近乡情怯”的感觉，越是重要的电影，越是重视的题材，越不敢轻易开拍。
生怕因为一些细节的疏漏导致不利后果。
这种后果反倒不是经济利益上的，是怕对这段不容诋毁的历史的阐述和解读出现误差和误导。
那真是要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几人到剧组的休息室，路宽从国内带了不少好茶，让这帮洋人也吃回细糠。
“我来介绍，大导演斯皮尔伯格。”
“中国表演艺术家，李雪建先生。”
“历史传记作家，张纯如女士。”
还有个脸皮厚的自己跟过来了。
“各位老师好，我是刘伊妃，中国演员。”
连同翻译在内，大家寒暄几句都坐定饮茶，只是几人的组合有些奇特。
不过这是路宽特意安排的结果。
知道哈维邀请了斯皮尔伯格，他特地把张纯如也从伊利诺伊州请过来，就是想一起聊聊大屠杀剧本和电影的事情。
张纯如脸色和精神状态比年初看到时好了不少。
有了新的人生目标，也暂时压制住了抑郁的心情，把精神和注意力集中到了新的方向。
“小路，我的车停在外面，里面有你需要的录像带和笔录资料，还有我自己整理的个人传记资料。”
路宽感激道：“多谢纯如姐，我找人复制一份，原件你带回去收好吧。”
斯皮尔伯格听得有些云里雾里，不过他倒是认识张纯如的。
当年她的《金陵大屠杀》在霉国出版，被《纽约时报》列为推荐读物和年度最佳之一，是畅销书榜上有名的作品。
“路，你是要拍关于大屠杀的灾难片？”
路老板笑道：“没错，所以今天才请你过来取取经，我对于这个题材手太生，又事关重大，心里一直很忐忑。”
刘伊妃看过他写这部灾难片的剧本，李雪建却是第一次听说，不禁心中好奇。
斯皮尔伯格重重地叹了口气，回想起自己拍摄《辛德勒的名单》的艰辛。
他很欣赏这位年轻的中国导演，但考虑到这样一部题材深重的历史电影，斯皮尔伯格却发自肺腑地想要劝阻他。
“路，你今年多大？”
路宽听得一愣：“22岁。”
斯皮尔伯格苦笑着摇头：“拍其他电影，你的年龄是优势。”
“拍这样一部厚重的灾难片，你的年龄是劣势。”
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拍摄经历：“1983年，我买下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版权。”
“我找了当年被辛德勒救助过的一位叫作非佛博格的人，就是他为了报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倾尽一生对世界讲述了辛德勒的故事。”
“原著，当事人，还有无数我找人探访到的集中营幸存者，我信心满满地准备开拍。”
包括张纯如在内的所有人听着他讲述到这里，知道转折点要来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只第一个月我都没有熬过去，我对着那些铺天盖地的惨痛史料夜夜失眠，每一个镜头我都在纠结！”
“我很害怕，很慌张，很不自信，我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把这样的题材的电影拍出很差的口碑，这是对很多民族都会造成影响的事情。”
这一点路宽和张纯如都是感同身受，后者在写书时也一直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一个字的误差和误解都是致命的。
“后来我一度想要放弃，我找到了波兰斯基，因为他本人就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母亲也殁于奥斯维辛的毒气室。”
波兰斯基是一个波兰犹太裔的法国导演，他的作品以挖掘人性之恶、批判人性之罪而闻名。
路宽奇道：“你难道是想把电影交给他？”
“没错，我放弃了，我想让他替我拍，我甚至已经说服了环球的老板。”
结果不用问，波兰斯基肯定是拒绝了。
“波兰斯基对我说，这样一部电影不该带有太过激烈的私人情感，如果交给他来拍摄，这种强烈的仇恨会毁掉电影，变成一部毫无意义的血书。”
“1983年我37岁，比你现在还要大15岁，但一直到了十年后我47岁，才真正鼓起勇气拍出了《辛德勒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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